延期交房被诉

案件中的女主人公姓兰，退休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粮食局下属部门的一名会计。退休后开了一家商贸公司，经营得风生水起，是位不差钱的女强人。

2011年，其所居住的粮食局职工宿舍因要拆迁重建（原住户可以回迁），便通知她去办理手续。

由于当时被拆迁户绝大多数都搬走了，直到2月24日，只剩下兰女士一户仍在坚守，投资公司便答应了兰女士提出的要求。于是，双方签订了一份《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书》）。《协议书》约定：兰女士须在同年3月6日前，搬空被拆迁的房屋。并依约定将被拆迁房屋完整地交给投资公司，同时将被拆迁的房屋所有权证交给了第三人——柳州市旧城改造服务处，统一办理注销手续。《协议书》中还约定，投资公司须在2014年3月6日前，将验收合格的产权调换安置用房钥匙交付给兰女士，与此同时，安置房必须安装好入户门、水电、管道煤气等，兰女士不再支付初装费。这期间，兰女士同意自行安排住处过渡，期限暂定36个月。在过渡期内，投资公司按每月以每平方米12元的标准向兰女士支付安置补偿费。倘若安置房逾期交付，临时安置补偿费按双倍支付，并另外赔偿违约金每年10万元。柳州市旧城改造服务处作为受托拆迁单位，柳北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作为见证单位，均在《协议书》上签字盖章。

可是，尽管有白纸黑字的《协议书》，但投资公司还是爽约了——兰女士实际上是2017年7月6日才领取符合合同约定的回迁房。逾期达3年多时间，这对于经商的生意人兰女士来说，造成的损失不少。于是，兰女士找到投资公司要求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赔偿。可是，投资公司认为赔偿金额过高，且他们交付房屋的时间应为2016年5月17日。因而予以拒绝。

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，兰女士一纸诉状，将投资公司诉至柳北区人民法院。

2018年，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，兰女士败诉。兰女士不服，在法定时限内提起上诉，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遗漏了合同丙方（柳州市旧城改造服务处）为由发回重审，要求重审时追加柳州市旧城改造服务处。

2019年3月下旬，柳北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。庭审中，兰女士首先请法院依法判决投资公司支付其30万元人民币，诉讼费由投资公司承担。

兰女士说，2016年5月4日，投资公司在报纸上刊登《交房公告》，通知可以办理交房手续。我于17日接到通知，便在上述回迁户交房确认单上签字。后来，因为该回迁房没有按照《协议书》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——装修完毕，我便没有实际领房，并一直要求投资公司按照约定完成装修事项。但投资公司一直拖延，直至2017年7月26日才通知我领取符合装修约定的该套回迁房……

对于兰女士的说法，投资公司辩称，2016年5月17日已经通知兰女士领取安置房，且不存在其所陈述的房屋装修问题，是兰女士自身原因至2017年7月26日才领取房屋的。领房屋的当天，兰女士在《交房单》和《业主入住验收表》上签了字，确认领取涉案房屋的钥匙，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。由此可见，投资公司已经支付了兰女士2014年3月6日至2017年7月6日期间的过渡费共计.68元。2016年7月7日至2017年7月6日的过渡费是.32元，支付时间为2017年8月20日，这足以弥补兰女士的损失。

在举证质证阶段，兰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三方签署的《协议书》，其中约定了逾期一年赔偿10万元的条款。

对此证据，投资公司陈述了苦衷，说兰女士的拆迁房补偿合计结算金额才是30万元，延期交房一年就要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，这显然不可能是投资公司的意愿，而是受到兰女士的要挟，我们为了完成整个安置工程的进度，才不得已而为之的……

法庭上，双方唇枪舌剑，互不妥协。法官试图组织调解，但无果。于是，只好宣布休庭，择日判决。

一审获得支持

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民事活动中的当事人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。已经依法成立的合同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。兰女士与投资公司以及第三人签订《协议书》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，且已经实际履行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该受到法律保护。

另外，双方在《协议书》中约定，投资公司须在2014年3月6日前，将验收合格的产权调换安置房钥匙交付给兰女士，安置房必须装好入户门、水电、管道煤气，而投资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于2016年5月17日将符合该约定的回迁房交给兰女士验收，将回迁房钥匙交给兰女士。直到2017年7月26日，兰女士才在《迁户交房确认单》和《业主入住验收表》上签字确认，并领取了涉案房屋的钥匙。《协议书》约定交房时间为2014年3月6日前，兰女士在《回迁户交房确认单》和《业主入住验收表》上签字的时间2017年7月26日，则投资公司逾期交房时间应为2014年3月6日至2017年年7月25日，而逾期交付房屋是违约行为。